同时，通过自贸区等政策开放，一楼的窗户也打开了，二楼、三楼的窗户也开了好几个，爬梯子也可以进出。

白寿彝在《中国通史-明朝》中谈到：中叶以后，由于法制日趋松废，土地兼并之风盛行。为什么要卖地呢？从卖地所得的用途看，孟加拉国农民卖地有51%是为了食物、为了填饱肚子，7%是为了买药治病。

可是，那些逼迫农民走投无路的状况又是什么呢？ 你会看到，在没有保险金融的社会里，灾害风险和健康风险是导致贫困的最主要原因。相对而言，印度农村的保险、储蓄和借贷机构虽然也不发达，但远比当时的孟加拉国强，哪怕原始的金融也能在关键时候给印度农民提供度过难关的途径，减少卖地求活路的需要。凯恩教授选择做对比的印度和孟加拉国村庄，在地理和气候环境上都非常类似，但遭遇却截然不同。当然，土地不适合作为避险手段，因为这严重影响灾荒之后贷款人的生产能力，只有迫不得已才会使农民走这条路。最后，对于非正规渠道的贷款，孟加拉农村的实际利率是印度农村的2-6倍。

说到金融缩小收入差距、促进消费平等，据几年前的官方报道，截至2015年底，全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8.58亿人，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有5.05亿人参保，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3.53亿人参保。为什么呢？ 从凯恩教授的细化分析中看到，在孟加拉国农村，卖地最多的时期发生在1968以及1970-1974年间的水灾，还有就是1975年的大饥荒，而相对而言，印度农村在旱灾水灾年份卖地频率也增加，但总体增幅远低于孟加拉国村庄。此外，一般来说，监管当局会更加注重传统金融机构的客户信息要求，而忽视甚至无视科技公司。

（四）信用风险 第一，金融机构开展网上贷款业务容易引发信用风险。金融科技对未来金融体系以及金融监管框架的影响存在较多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需要构建一个具有长期、动态视角、跨界融合的金融科技监管长效机制。第二，快速扩张能力带来的市场垄断和歧视问题。完善金融科技行业的风险监测、预警与处置机制，构建相应的微观指标，并建立相应的风险监测机制。

第二，制订监管沙盒的详细计划，将监管的流程透明化、标准化。六是吸收借鉴监管沙盒的限制性授权、监管豁免、免强制执行函等新型监管措施，以监管创新促进金融创新，同时又为风险及其应对留有制度空间。

二是，改革金融科技监管组织架构。四是，强化金融监管的科技能力。虽然新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发展，为大数据时代金融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服务，但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伪基站、伪造银行服务信息、信息拖库、撞库等事件频发。更多的数据有助于改进信用评估的效率，但大技术公司过度采集客户数据，有可能侵犯客户隐私。

五是，构建金融科技监管长效机制。监管当局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机构改革和组织架构，完善目前基于机构的监管范式，以功能监管作为支撑构建金融监管新机构体系。相关部门要逐步改革完善金融科技监管机制，缓释金融科技导致的跨界经营、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制度性错配程度，不断完善金融科技监管的治理体系。三是，建立金融科技的监管沙盒计划。

第二，传统金融机构容易受到金融科技公司风险的波及。例如，2018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数超过9亿，渗透率超过92%，交易金额超过200万亿元，交易笔数超过400亿笔，这些数据均遥遥领先全球，其中移动支付交易笔数占全球交易笔数的53%.PayPal是欧美最大的电子钱包，其服务用户数总数为2.67亿人，2018年总交易规模5780亿美元（约3.9万亿元人民币），而此数据不到中国交易规模的2%.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金融科技行业也成为重要的践行者。

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金融科技主要是指由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带动，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供给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兴业务模式、新技术应用、新产品服务等。金融机构在不断加强与第三方支付、P2P网贷、众筹等机构的合作时，由于合作不规范、违规行为以及监管不完善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极易引发对传统金融机构的责任追究，导致信用风险爆发。

（五）政策风险 第一，金融科技发展将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加强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监管的对策建议 从过去3-4年的监管实践上看，监管当局对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的关系、金融科技的本质、监管科技的内涵等认知与研究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三）运营风险 第一，全天候金融服务可能会增加金融机构受到外部冲击的时间和概率，对实时监测和突发事件管理能力形成挑战。第二，新技术应用并未得到必要的风险评估这与一季度投资快速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反差较大。1．企业债务结构继续优化。

我们担心，如果企业部门都专注于修复资产负债表，没有新增投资，可能会引发资产负债表式衰退。受PPI与CPI差距影响最大的是下游企业。

更重要的是，政策当局出于对财政风险的考虑，不断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和支出的监管，而过去大部分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项目都收益有限，导致地方政府支出下降。3 宏观杠杆率走势与展望 1．实现了阶段性的完美去杠杆。

二是银行对企业的贷款结构有所调整，中长期贷款占比上升，短期贷款占比下降。唯一保持上涨的是居民经营性贷款，且增幅较大，其与GDP之比从2020年末的13.4%增长至今年第二季度末的14.1%。

二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不断扩大。中长期贷款与GDP之比从2020年末的40.1%下降到39.7%，住房贷款与GDP之比从2020年末的34.0%下降到33.5%。下半年去杠杆仍会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业部门，居民和政府杠杆率将上升。从环比上看，今年二季度名义GDP相比于一季度环比增长了13.5%（未季调未折年），超过了2012年以来历年第二季度的环比增长水平。

而且，第二季度名义GDP增速超预期，主要是因为PPI的大幅攀升，而一般物价水平即CPI却维持在低位，从而实现了达里奥意义上的完美去杠杆。二季度债务存量的增速为10.4%，与我们之前的预期基本相符，预计三、四两个季度也仍然会维持稳定。

企业部门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去杠杆，由2020年二季度的165.2%降到今年二季度的158.8%，降幅达6.4个百分点。上半年，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三项表外融资净减少了8436亿元，同比多减8699亿元。

但相应的企业贷款增速并未提高，有三方面的因素。名义GDP增速高于实际增速并非什么新的宏观经济现象。

融资平台资产盈利能力较弱，自身偿债能力不足。虽然央行每次都会在到期前投放或到期续作，但毕竟不如长期资金更为稳定。上半年共下降了4.7个百分点。这次降准共释放长期资金1万亿元，其中一部分用于归还到期的MLF（中期借贷便利），另一部分用来弥补7月份税期高峰带来的流动性缺口。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居民债务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新变化，即住房贷款和短期消费贷款的增速和占比都开始下降，而居民经营性贷款的增速和占比都开始提升。今年前两个季度，宏观经济恢复态势比较有利，1~5月份工业企业累计收入和累计利润的同比增速均非常高，分别超过了30%和80%。

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和住房价格的坚挺是居民部门债务增速较高、杠杆率基本持平的主要原因。中间有2%左右的利差形成了商业银行的成本和中央银行的收入，本质上是向实体经济争利，降低了商业银行的利差收入。

在这个意义上，今年上半年，我们实现了阶段性的完美去杠杆：名义GDP增速较快带来杠杆率下降，与此同时，一般物价水平（以CPI来衡量）却维持在低位。从利率水平来看，债券收益率和银行间回购利率（DR007）自2020年5月份便开始走高，在今年3月份以来基本平稳。